郑少华《为环境案件创设专门司法机制》

       作者:郑少华

       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公布了《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(以下简称“解释”),细化了污染环境的定罪量刑标准,并公布了四起环境污染犯罪典型案例,这意味着我国司法机关已开始顺应生态文明建设,并着手从事生态文明的制度性建设。

       该《解释》的颁布符合近几年来我国环境污染刑事立法发展趋势,即着眼于“强化刑罚、提高违法成本”。而对企业来说,固然自由罚也具有威慑力,但财产罚的威慑力更强。因此,建议着力提高罚金的幅度以及适用的广度,同时,完善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制度。

       建议设置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法院(庭)体系进行顶层设计与整体规划,设置专门审理环境案件(含环境民事案件、环境行政案件、环境刑事案件)的环境法庭,甚至是环境法院,以应对日益繁多的环境案件审理,并在条件成熟的地方成立环境检察机构,应对环境案件的公诉事务。

       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一个新的高度,并将其置于五位一体建设的总布局中,而且强调了生态文明的制度性建设。司法机关,包括法院与检察院如何顺应生态文明建设?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6月18日公布了《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(以下简称“解释”),细化了污染环境的定罪量刑标准,同日,最高人民法院还公布了四起环境污染犯罪典型案例。此举意味着我国司法机关已开始顺应生态文明建设,并着手从事生态文明的制度性建设。笔者从此举的成效与不足进行评述,并提出相应的一些思考。

 

       加大环境犯罪打击力度
       该《解释》的颁布,是符合近几年来我国环境污染刑事立法发展趋势的,即着眼于“强化刑罚、提高违法成本”。如2011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《刑法修正案(八)》,以“污染环境罪”取代1997年刑法规定的“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”,并将原来规定的“其他危险废物”修改为“其他有害物质”,从而扩大了污染物的范围;将“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,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”修改为“严重污染环境”,降低了入罪门槛。此次在《解释》中又首次界定了“严重污染环境”的14项认定标准。
       根据《解释》规定,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行为,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应当认定为“严重污染环境”:
       (一)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、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、倾倒、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、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、有毒物质的;
       (二)非法排放、倾倒、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;
       (三)非法排放含重金属、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严重危害环境、损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的;
       (四)私设暗管或者利用渗井、渗坑、裂隙、溶洞等排放、倾倒、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、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、有毒物质的;
       (五)两年内曾因违反国家规定,排放、倾倒、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、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、有毒物质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,又实施前列行为的;
       (六)致使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的;
       (七)致使基本农田、防护林地、特种用途林地五亩以上,其他农用地十亩以上,其他土地二十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;
       (八)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五十立方米以上,或者幼树死亡二千五百株以上的;
       (九)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;
       (十)致使疏散、转移群众五千人以上的;
       (十一)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的;
       (十二)致使三人以上轻伤、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;
       (十三)致使一人以上重伤、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;
       (十四)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。
       而这14项认定标准就包括了以往司法实践中通常并不认定为“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”。
       而且《解释》还规定了依法严惩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、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、环境监管失职罪的内容,细化了环境污染犯罪应当酌情从重处罚的四种情形。
       《解释》第四条规定,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、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的犯罪行为,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应当酌情从重处罚:
       (一)阻挠环境监督检查或者突发环境事件调查的;
       (二)闲置、拆除污染防治设施或者使污染防治设施不正常运行的;
       (三)在医院、学校、居民区等人口集中地区及其附近,违反国家规定排放、倾倒、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、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、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;
       (四)在限期整改期间,违反国家规定排放、倾倒、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、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、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。
       这一规定明确从严惩处单位犯罪,加大对环境污染共同犯罪的打击力度,明确界定了“有毒物质”的范围和认定标准。
       总之,《解释》的上述内容,的确是顺应《刑法修正案(八)》的“强化刑罚,提高违法成本”的环境刑事立法思路的。

 

       注重运用罚金增加违法成本
       目前我国环境污染立法存在一个很大的局限,即财产罚,也就是罚金的运用没有受到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应有的重视。我们知道,在环境污染犯罪中,特别是企业所占比例较大,而对企业来说,固然自由罚也具有威慑力,但财产罚的威慑力更强。因此,建议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进一步强化刑罚时,应着力提高罚金的幅度以及适用的广度。如此,方可以进一步提高环境污染的违法成本,从根本是上阻却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的发生。
       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的发生,不仅仅触犯了社会公共秩序与侵犯了社会公共利益,而且也造成了他人的人身与财产的损害,以及生态环境的损害。因此,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应完善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制度,使受害者可以更为便捷地获取赔偿。如此,亦增大了违法成本。

 

       提升环境案件处理能力
       环境污染案件,包括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的审理,具有专门化的特点。因此,在总结各地审判机关设置环保法庭的经验基础上,最高人民法院应该对设置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法院(庭)体系进行顶层设计与整体规划,设置专门审理环境案件(含环境民事案件、环境行政案件、环境刑事案件)的环境法庭,甚至是环境法院,以应对日益繁多的环境案件审理。此外,也应对环境法官进行系统的培训。
       检察机关公诉环境案件分为两类,一类是刑事公诉,另一类是针对环境民事案件或环境行政案件的公益诉讼。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在总结一些地方环境检察机构试点的基础上,对环境检察机构进行顶层设计与整体规划,在条件成熟的地方成立环境检察机构,应对环境案件的公诉事务。总之,为顺应生态文明建设,司法机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       (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、教授、博导;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)

       (来源:上海法治报 2013年7月10日  第B06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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